此前，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总结了关于全球气温上升、化石燃料排放和气候影响的五年报告。警告称，为了将全球气温上升限制在1.5°C的范围内，到2030年排放量至少要比2019年减少43%，到2035年至少要减少60%。当下，我们正处于实现这一目标的决定性十年。加速转型迫在眉睫--零碳园区作为城市碳排放的“关键细胞”，其建设已从环保概念升级为国家战略。
2025年，国家碳达峰第二批试点正扎实开展，“建立一批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到“零碳园区“的概念，会议明确建立一批零碳园区。
1979年7月8日，深圳蛇口工业区动工建设，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产业发展的开创性时期。作为一种集中企业和产业的经济发展区域，产业园区是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外向型经济的新运作模式，承担了政策实验和制度创新的任务。产业园区作为城市经济活动的重要载体，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所以也需要加速探索绿色低碳转型路径。
近日，商务部完成了2024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国家及经开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工作，考核评价结果显示，国家级经开区绿色发展成效明显，2023年，国家级经开区规模认上工业单位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线卖下降，工业固8.7个百分点。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较上年提高8.7个百分点。
不仅仅是国家级经开区，越越多的园区与企业，正在通过引入可再生能源系统产模式。构建智慧能源管理平台，推清洁生产技术，开始重塑能源结构与生产模式。
不仅仅是国家级经开区，越越多的园区与企业，正在通过引入可再生能源系统产模式。构建智慧能源管理平台，推清洁生产技术，开始重塑能源结构与生产模式。
从概念革新到城市竞争力的核心载体
当“双碳”目标成为全球共识，零碳园区也已从单一的环保概念升级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抓手。
为应对气候变化，不少发达国家及地区针对区域型建设开发提出了零碳、净零碳或近零碳的发展目标。在德国，位于柏林市区西南方位的EUREF零碳智慧园区，不仅使用太阳能、风能和沼气等可再生能源，还采用了绿色节能建筑，并使用智能电网系统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此外，英国和荷兰等地也分别规划建立了以CCUS技术和氢能为主导的工业集群，致力于实现净零排放目标。
深圳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会执行会长、科创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零碳学院院长张亚龙指出，在零碳场景的技术应用上，中西方呈现差异化发展路径:西方更侧重绿色建筑与生态设计，中国在绿电应用、新型电力系统等技术领域具备优势，但国内标准的国际化不足，可能导致跨国企业合规成本上升--例如，部分园区虽实现本士零碳认证，却难以满足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国际规则。
然而，这种差异也孕育转型机遇“以往园区会以生产要素(劳动力丰沛工资、原材料成本)吸引跨国企业，现在文种优势在减退，但是随着商品碳标签本系快速发的背书场景。今后园区竞争力将从依赖生产要素转展，零碳园区可成为产品·碳足迹向输出绿色标准，零碳能力将成园区国际竞争力的新支点。“张亚龙强周，如深圳前海、天津港等园区正通过对标际标准，打造零碳国际化的招商名片。
零碳园区的价值不仅在于碳排放清零，更在于通过能源结构重塑、产业办同升级和零碳园区的价值不仅在于碳排放数字化管理，构建城市未来竞争的“绿色单元”。
多元产业适配的零碳路径与技术支撑
零碳园区的实施路径因产业类型而异。从产业演进视角看，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受发展脉络与资源条件的双重影响，形成了适配自身特性的零碳转型路径。
“零碳园区与产业的关联，本质在于能源结构与碳管理模式的适配。“张亚龙指出，标准化路径难以适配所有园区，分阶段、分产业制定碳减排方案，是避免“一刀切'的关键。
对于电力、化工等传统产业园区，改造重点在于能源替代与能效提升，这些往往是传统重工业园区，例如鄂尔多斯零碳产业园，依托风、光资源构建绿电生产与新能源制造的闭环，成为传统园区低碳转型的典型案例;对于现代产业园区，尤其是拥有人工智能、生物制药等类别的新兴产业园区，零碳转型更侧重绿色电力消纳与数字化碳管理，苏州工业园区依托“能碳”管理平台就逐渐实现全景式碳排放监测;而对于特殊功能园区，以广东佛山三水工业园区为例，该园区因本身具备废弃物处置能力，退役动力电池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工序，将被提取出镍、锰等有价值的金属材料送回电池工厂，成为新电池的正极材料，而就地实现绿电消纳与碳循环，成为产业特性与零碳目标结合的典型。
“园区不是孤立的点，而是城市双碳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张亚龙进一步强调，国内的经开区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若能实现零碳转型，其示范价值将辐射整个产业体系。
另外，现有评价体系容易关注整体均值，却忽略影响因素的状态值差异。以碳排放为例，某园区不同企业的单位产值碳排放量可能差距数倍，部分企业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部分企业仍高于行业标准。
在ESG评级体系与零碳园区的对接中，数字化平台成为破局关键。传统ESG报告呈现静态数据，而零碳园区通过实时监测系统实现能耗、碳足迹等数据的动态更新不仅为碳普惠、碳交易奠定基础，更让ESG表现从纸上所呈现的指标转化为“管理工具”。
碳交易市场则为园区企业注入经济驱动力。张亚龙提到，全国碳市场扩容背景下零碳园区企业可通过碳资产开发、绿电交易等方式盘活绿色账本。深圳作为试点其4000余个有规模的园区中，贸易、制造业企业正通过减碳能力参与地方碳交易形成“减排-收益-再投入“的良性循环。
碳交易市场则为园区企业注入经济驱动力。张亚龙提到，全国碳市场扩容背景下零碳园区企业可通过碳资产开发、绿电交易等方式盘活绿色账本。深圳作为试点其4000余个有规模的园区中，贸易、制造业企业正通过减碳能力参与地方碳交易形成“减排-收益-再投入“的良性循环。
因地制宜与多方协同
零碳园区的建设绝非单一主体的任务。政府制定指标体系、科研机构提供技术支撑、园区运营商负责长效管理、企业落实减排措施，这种模式在多地实践中已见成效。
“零碳园区的地域风格，本质是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的自然延伸。”“张亚龙深度参与了多个城市的零碳、低碳改造项目，他介绍了不同城市的不同风貌与做法。在充满烟火气的成都，通过社区更新、科创生态岛等规划，将水电资源优势与住宅储能技术结合;深圳则依托科技企业集群，在天安云谷等园区实现产城融合，让园区同时承载工作与生活场景，形成生产低碳、生活低碳的联动效应。双城鲜明对比之下却共同指向因地制宜的核心逻辑。
那么如何定义零碳园区与零碳城市建设的逻辑异同呢?张亚龙提到了园区的边界问题。零碳园区与零碳城市均以“净零排放“为终极目标，共享能源结构脱碳、数字化碳管理等底层逻辑。但二者在实施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零碳园区聚焦产业空间单元的闭环治理，以明确的物理边界(如园区红线)为基础，通过范围一、范围二排放数据来定义;零碳城市则是全领域、全人口的系统性工程，需统筹工业、交通、建筑、居民生活等多维度排放(含范围三价值链间接排放)。
这种差异的核心在于边界定义。园区以产业集聚空间为界，侧重能源系统的局部优化，而城市需打破物理界限，实现产、城、人的协同减碳。这二者之间当下看可能是局部，但在不久之后，单个园区的“零碳孤岛“终将通过能源互联、数据互通实现连点成面“。
零碳转型未来
在制造业发展历程中，3C认证(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曾是产品进入市场的核心门槛，其聚焦于安全性、电磁兼容性等技术指标，解决的是“产品能否上市”的基础问题。而如今，ESG标签与零碳园区认证，正以类似3C认证的强制性逻辑，逐渐成为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新准入标准。这种转变绝非偶然。当消费者与采购方的需求从产品功能升级为全生命周期环境责任，市场需求的升级让零碳属性逐渐变为必备选项。
全球零碳转型的两大驱动力清晰可见:地缘政治层面，国际市场规则正加速向“碳标准“倾斜，欧盟碳关税等政策倒逼产业链低碳化重构;气候危机层面，极端天气事件频发使零碳星球从概念演变为生存必需。
但挑战同样存在:国内零碳标准的国际化适配、传统产业转型的阵痛、公众参与意识的提升等，均需系统性突破。而当下公众对零碳的感知困境，本质是缺乏与日常生活的自然连接。这恰如共享单车与新能源汽车的普及逻辑:当扫码骑行成为通勤习惯，当超充网络消解续航焦虑，零碳理念的渗透同样需要非刻意触达的场景设计。
“零碳园区是城市的'细胞'，当无数'绿色细胞'实现互联，零碳城市的图景才会真正清晰。“张亚龙判断，从园区到城市的碳管理协同，本质是治理升级--正如深圳试点将城中村改造与园区零碳建设结合。
让“上班低碳生产、下班低碳生活“成为城市日常，或许这才是零碳转型最深刻的社会意义:不是技术指标的数字游戏，而是让低碳生活成为城市居民的集体无意识如同呼吸般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