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俏进一步解释，经济增长动能和增长模式变革的时代已经来临，在新旧动能转换期间特别需要投资。以碳中和领域为例，根据2016年正式实施的《巴黎协定》减排任务测算，2021年至2050年，全球用于碳减排的总投资规模至少须约达131万亿美元，已经提出“3060”目标的中国，在实现“碳中和”过程中需要的投资规模或将达到255万亿元人民币。
不过，刘俏指出，目前对碳中和认知仍存在五个误区。
误区一：不少人认为碳中和是技术问题。实际上，碳中和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是经济学进和管理学问题。“3060”的双碳目标，其中“30”是指到2030年碳的净排放量上限是108亿吨，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108亿吨碳排放降到零碳，也就是现实碳中和只有30年的时间。美国从61亿吨降到零碳预计用43年（2007年达峰、目标2050年碳中和），欧盟从45亿吨到零碳，需要60年。中国仍然需要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实现碳中和之间寻找平衡，换句话说，中国要完成这个使命，所经历的变革，不管是技术变革还是经济社会变革肯定是剧烈的，中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碳减排斜率将是最陡峭的。
碳排放权是稀缺资源，如何在不同行业和地区进行有效配置？要采用什么样的路径，制定什么样的技术和产业政策？所以，减碳所遇到的巨大挑战，不仅要从技术上寻求突破，也要综合考虑行业和地域的差异。
误区二：碳中和主要涉及高碳排放行业。2017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分行业占比从高到低依次为：电力（火电为主，44%）、钢铁（18%）、建材（13%）、交通运输（8%）、化工（3%）、石化（2%）、有色（1%）以及造纸（0.3%）。
不少人认为，以二氧化碳排放最大的八个行业作为出发点，比如电力占中国二氧化碳排放44%，把这44%降低了，碳减排目标就大大接近终点。但是，各个行业通过投入产出关系互为上下游，某一个行业的政策或者技术变革会在生产网络内层次传递、叠加，产生“乘数效应”。现在中国有1.45亿个微观经济单元，构成了非常复杂的生产网络，减碳不能把某一个行业看成孤岛。碳节点行业能够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他们与传统的重碳排放行业并不完全重叠。
误区三：碳中和主要涉及生产型企业，与消费主导型行业关系不大。大量研究表明，家庭消费占到整个二氧化碳排放的65%以上，出行、住宅能源使用和食品构成了家庭二氧化碳排放的关键来源。所以在中国要实现碳中和目标，必须从生产端和需求端同时着手，这意味着未来这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可能会发生根本变化。
误区四：碳中和是经济社会发展新的约束条件。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经济要发展，不使用化石能源就必须成为一个约束条件。其实在这个愿景下，围绕着碳排放可能会出现一个技术范式的彻底变革，或者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用经济学语言讲就是生产函数发生变化，改变经济的运行的方式，消费者效用函数也会发生变化。
因此，不能将碳仅仅看成是约束条件，而应是看作推动社会和推动文明形态更替的根本力量。这不仅是经济革命，也是经济学革命。
误区五：通过全国性的碳排放配额交易体系形成统一谈价格。统一碳价并没有考虑到区域发展不平衡，现在通过多余配额在碳交易体系交易形成的碳价格面临着波动大、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另外，碳排放权免费发放本身也可能扭曲碳价的定价逻辑。一价定律（law of one price）在碳交易市场不一定全部都成立，我们需要更好的碳价格形成机制。
碳中和之下的中国经济模式转型到底需要一条怎样的路径？刘俏表示，“碳中和”是一场系统性变革，研究中国未来碳中和实施路径、行动方案，需要考虑三个关键问题。
第一，找出碳节点行业。按照二氧化碳或者温室气体在整个国民经济上下游流动过程中呈现出的网络，用生产网络理论找到节点行业，所谓的节点行业是在生产网络里面处于关键位置的行业，因为这些行业一旦出现技术的变革，不管是减排或者说利用以及封存等技术变革，都会带来倍数效应，对上下游有外部的效益，这是碳中和行动方案需要关注的。基于40多个行业做了初步的分析表明，排名在前的节点行业和所谓的八大重碳行业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八大行业很可能是节点行业，但并不是所有的节点行业都是八大行业。
第二，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可以显著提升减排效果。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理查德·H·泰勒(Richard H.Thaler)在《助推》一书中通过很多例子来证实，通过改变人的行为方式达到预期效果。中国实现碳中和也应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和建言公共政策来改变人的行为，最终实现碳中目标。
第三，建立有效的碳价发现机制是关键。要找到碳价格形成机制，碳排放权分配与交易、碳价格与资本市场、建设碳资产证券化市场这目前正在研究的一个“三角分析框架”。碳资产证券化（ABS或REITs）也是一个重要路径，一个设想是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将更多的碳资产证券化之后，可以在二级市场交易，形成市场价格，再通过市场价格本身倒推出碳排放权定价。目前有很多碳资产作为底层资产REITs正在申报之中，今年很可能会突破。这不仅会给碳价格，也会给未来的碳税政策、相关的财政转移支付和碳金融衍生品提供实施保障。